美国自2010年以来一直是巴西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2024年，美国在商品贸易上对巴西的顺差达到约70亿美元，若计算商品与服务总额则高达286亿美元。鉴于巴西与美国的贸易地位大致平衡，特朗普政府仅对巴西征收10%对等关税。虽然无法预测“仅”10%的对等关税会持续多久，但是，鉴于美巴之间宏观经济条件下美国处于有利顺差的地位，我们估计中短期内这10%的关税不会有大的改变。

巴美之间的关税对巴西的直接影响虽然较为有限，但是间接使得巴西与中国的经贸联系进一步加强。中巴政府就合作事宜做了多次沟通，中国对美的部分订单逐渐转移至巴西，中国对牛肉、大豆等的需求逐渐由巴西承接：

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与巴西的政治关系友好且密切加强。中国、巴西作为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建交以来的合作关系逐渐升级至“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双方关系的重大里程碑如下：

近两年，中国与巴西的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23年3月，巴西与中国达成协议，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而是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

同时，在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合作关系下，中巴就农业和畜牧业、农产品和农业技术、矿产能源、生物经济、生态转型和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光伏产业等方面签订协议或合作备忘录，双边经贸关系取得长足发展，[3]利好为采矿、农业等基础行业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科技企业，以智能终端、智慧家居为代表的消费电子产业，以及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数字科技领域等。

表1：中巴重要双边协议及文件

中国是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巴西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国，且是拉美地区首个对华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的国。自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的15年来，中国已累计对巴西投资逾700亿美元，而巴西也在2018年起对华投资突破1000亿美元。

过去十年间，在全球贸易总体低迷的局面下，中巴双边贸易年均增速高达10％。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4年1月至12月，中巴双边贸易额约1.34万亿元人民币（1881.68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6%。

总体而言，巴西是为数不多与中国贸易存在较明显顺差的国家之一，顺差达3130.2亿元人民币[4]（440.185亿美元[5]）。

2024年，双方贸易的基本情况如下：

表2：中巴经贸优势对比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4年，中国从巴西进口总额为8258.4亿人民币（1160.93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降低4.4%[6]。2025年，受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巴西出口中国的大豆、石油、肉类的订单再一次增加。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4年，中国对巴西出口总额为5128.2亿人民币（720.75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3%[7]。近期，中国出口巴西的产品深刻影响着巴西的科技行业、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

巴西进口贸易政策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量而发生变化，如受到就业率、通货膨胀率、当地或国际参与者的游说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特定产品的关税发生了变化，许多关税减让和便利措施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增加进口关税的壁垒，包括关税、反倾销税、汽车进口税、小额包裹免税政策等，具体如下：

表3：巴西对华关税政策

总体而言，中巴经贸投资合作持续深化，产业禀赋高度互补（钢铁领域除外，中巴在钢铁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同时，由于巴西与美国在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方面是竞争关系，巴西和中国在发展战略上的契合度也在不断提升，这些为中巴双边产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巴西是一个幅员辽阔、文化多元、情况复杂的国家，有着独特的挑战和机遇。

在政策利好的背景下，中国连续15年是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巴西也是首个对华出口额突破千亿美元的拉美国家。双方产业合作空间大，优势互补，在国际市场上不存在出口竞争，在地缘政治上也不存在利益冲突，这些良好的合作条件在未来几十年内都不会改变。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与巴西发展战略对接，中巴在经贸、金融、科技、基础设施、环保等领域签署了多项合作备忘录，为贸易增长提供政策支持；本币结算合作的推进也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提升贸易便利性，增强企业贸易意愿。

目前，石油、大豆和肉类是巴西对华出口的核心产品，而中国对这些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很大。巴西在生物经济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在过去30年中，巴西生产的大部分汽车都使用汽油或生物燃料，49.1%的能源消耗来自可再生能源）。

巴西的国土面积相当于一个大陆，但是其基础设施的非常低效且乏力，给货物运输和派送、水即能源的处理带来了更高的成本。这一方面给生产中心在巴西的落地造成了困难和持续性的挑战，但另一方面也为建设和开发非常必要的基础设施创造了投资机会。

美国关税政策下，中巴加强经贸联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于中方企业而言，到巴西投资或开展经贸活动，需要面临国际环境变化（中巴关系）、巴西当地政策调整和客观条件限制等多方面挑战。

当前，美国在全球战略层面将拉美视为“后院”（巴西外交界认为“后院”一词具有攻击性，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在“后院”政策下赞助了一场右翼军事政变，这场政变在巴西持续了20年导致不少人丧生并破坏了巴西的经济）。面对中国同巴西等地区国家的合作不断深化，美国对中国的针对性措施愈加频繁，可能长期干扰中巴和中拉合作。

同时，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因素，都可能带来全球供应链断裂、贸易壁垒增加等不利影响，进而影响中巴关系的稳定。比如中巴海运对巴拿马运河的依赖性较大，而大豆产品的海运90%通过巴拿马运河，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也为中巴贸易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巴西经济受到巴西政府力量的强大影响，并在私营部门利益、政治和社会议程之间保持平衡。巴西政府有保护本地生产和限制市场的传统，保护的程度因时间、掌权的政治力量和经济条件而异，可能通过调节税或激励措施对贸易施加限制或激励。这些被认为缺乏连贯性的政策变动背后蕴含着不同力量的博弈，对于在巴西开展经贸活动的跨境公司而言，如果能够理解并合规适用这些政策，则将有助于其在巴西蓬勃发展。

关于巴西采取的保护性措施，举例如下：2023年1月，巴西恢复征收10%的汽车进口税，并计划到2026年中期逐步提高至35%，这个政策基于两个目标：保护已经建立的行业（基于跨国公司组成ANFAVEA等个人或集体游说团体的诉求），为这些行业在当地建立工厂、组装设施提供激励措施。此外，与汽车行业激励措施和税收相关的法规（如第12.435号法令，DE 15 DE ABRIL，《关于提高电动汽车税收的决定》）并没有单独针对中国产品，而是不分国籍，一视同仁地适用于所有产品。各公司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例如，福特汽车公司关闭了其在当地的汽车组装厂（后来被中国和韩国的汽车制造商收购），并将生产转移到阿根廷。同时，为保护本国纺织品产业发展，巴西对中国与其竞争的产品也施加了更高的关税，比如2024年10月巴西实行了新的税收政策，取消了原本的利好政策，对中国多项商品加征关税和反倾销税。

由上述例子可见，巴西的经济模式与欧洲和中国的模式有相似之处，即政府会采取措施并利用这些措施主动调节市场。了解这些工具、政策和幕后游说对在巴西市场开展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美国现在所做的与巴西几十年来所做的不同在于美国当前关税政策的转变速度和彻底性。中国、巴西和欧洲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的监督下制定和谈判自己的计划，各行业也有时间理解和适应，而美国却无视先前的安排，采取极高的关税，进行激进的转变，造成了不确定性。此外还有一点很关键，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美国经济在进口自由化的情况下比巴西经济增长得更快、更强势，而巴西经济发展则较少设置贸易壁垒，也没有按计划只发展本地工业（但也有例外，如依靠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的商用飞机制造商）。

无论是由于政权更替还是巴西国内产业发展排斥境外竞争的需求，都可能带来政策变化，而这些政策的变化都可能制约中巴经济合作可持续发展。而这就需要有理解并适用这些政策的能力和诀窍。

当前，巴西本土产业发展基础在拉美最强，但与中国、美国和欧洲相比还比较薄弱，生产与出口结构高度依赖农矿产品出口，承接中国产业的工业基础、交通基础设施等力量不足。举例而言：

此外，巴西的结构性问题也需要考虑：

注释：

（来源：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作者：施俊侃、José Moscati、王漩）